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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三人军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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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是非问题展开,着力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是非问题展开,着力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一、遵义会议在紧迫的情况下,着力解决了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当时,由于面临严酷紧迫的战争形势,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毛泽东顾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作用,从顾全大局,团结全党的角度考虑,在遵义会议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避免因讨论政治路线而导致遵义会议流产乃至党的分裂。为此,遵义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对此可以从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看出当时避免对政治路线展开讨论和斗争的重要性。张闻天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是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
遵义会议避免政治路线问题而着力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带领红军走出绝境所必须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红军丢失了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长征中,特别是渡过湘江后,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左”倾领导人面对红军向何处去束手无策,只是盲目强调共产国际以前的指令去湘西,红军将领普遍对“左”倾领导人的瞎指挥导致红军严重损失而不满。这时不解决急需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红军、党中央、中国革命将面临灭顶之灾。对此,当时“左”倾路线的代表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讲到:“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②
解决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第一条可以看出:“毛泽东选为常委”,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定。这以前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不可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许多重大事务只能由政治局常委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也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其他组织调整,则有步骤的推迟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如在遵义会议上,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会议没有决定要他立即交出职务。博古交出总负责的职务是在18天后的2月5日,至此,党的组织调整才告一段落,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
至于同样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遵义会议对过去军事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批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华夫即李德)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决议还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而把这一责任放在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博古同志与华夫同志”。“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鉴于此,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取消“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从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路线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三人团”对红军行动的独断指挥。
二、关于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常委分工时间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第三条:“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当时党中央高层为纠正过去“左”倾军事领导错误做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不仅重新回到了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在军事指挥上也进入了核心领导层。
至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常委分工的具体时间,由于当时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又无详细的会议记录,过去史学界普遍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讲到“……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总负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该书出版后学界普遍采用了这一说法,认为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分工,是在中央机关于1月19日撤离遵义至博古交权(2月5日)之间的某一天。但最近遵义会议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费侃如依据对中央办公厅于1957年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文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认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17日或18日有一次常委会,常委即按遵义会议决定的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毛泽东按分工即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文章来源:《继续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jxjyyj.cn/qikandaodu/2021/0625/1180.html